苏联的遗产：民主转型的路径与障碍 |【民主理论】专题
编者按
本文为理解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深入探讨了历史遗产对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的影响。作者基于26个国家的数据，运用模糊集与多值QCA的双重检测方法，对历史遗产因素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进行了量化分析。作者发现，非伊斯兰教是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而非二战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则接近于必要条件。除了伊斯兰国家之外，其他20个国家存在5条通往民主巩固的路径，其中独立国家经历和非苏联加盟共和国是覆盖率最高的条件组合。此外，基督教、东正教等宗教变量对民主是否巩固几乎没有影响，这一发现对伊莱切斯基于回归分析得出的基督教有显著正向作用的结论提出了挑战。因此，伊斯兰国家的不利条件可能被高估，因为这些国家同时具备多个不利于民主巩固的历史遗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小规模样本研究中，定性比较分析（QCA）相比回归分析具有一定优势。
苏联的遗产：民主转型的路径与障碍
（原标题为：《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26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QCA的双重检测》，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作者：
唐睿，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学系
引文格式（GB-2015）：
唐睿,唐世平.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26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QCA的双重检测[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02):39-57+156-157.
内容提要
历史遗产是解释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维度。作者以格里戈雷·波普－伊莱切斯运用历史遗产来解释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的不同结果的研究为基础，比较回归分析和定性比较分析两种技术。伊莱切斯用回归分析甄别出对转型影响最为显著的7个历史遗产因素，但回归分析方法在变量间的自相关和共线性的影响下，对变量的作用存在错估的可能。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则表明，“非伊斯兰教”是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非二战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接近于必要条件。除伊斯兰国家之外的其余20个国家则有5条通往民主巩固的路径，独立国家经历和非苏联加盟共和国是其中覆盖率最高的条件组合形式。基督教、东正教等宗教变量对民主是否巩固几乎没有影响，这一结果挑战了伊莱切斯以回归分析所得出的基督教有显著正向作用的结论。伊斯兰国家同时具备二战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缺乏独立国家经历、经济水平较低等不利于民主巩固的历史遗产，因而，伊斯兰教的作用也可能被高估。通过两种方法的比较可以得出，在变量主要由二分、定类和定序等形式组成且中小规模样本的研究中，定性比较分析相比于回归分析具有一定的优势。
关键词
定性比较分析（QCA）；回归分析；原苏东国家；历史遗产；民主转型
一、引言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技术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和重视，而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界对QCA的介绍和应用都是不够的。我们以格里戈雷·波普－伊莱切斯（Grigore Pop-Eleches）运用历史遗产解释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不同结果的研究为基础，比较回归分析和QCA这两种技术。本文是一篇关于方法论比较的研究，文中的讨论不涉及任何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选取原苏东国家作为分析样本是因为这个样本绝大部分变量的赋值基本上没有太多争议，且有不少定量研究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的基础和参照。
本文接下来的讨论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回顾历史遗产研究的发展，包括从关注单个历史遗产的影响到对多种历史遗产的比较分析以及定量方法的大量运用，讨论在历史遗产研究中回归分析方法的缺陷和QCA的相对优势。其次，介绍本文的数据处理、变量测量、分析策略和数据来源。再次，是模糊集和多值集的数据分析结果和主要发现。最后是结论。
二、历史遗产研究：回归分析及其问题
在1989年至1991年期间，共产主义制度在原苏联和东欧的许多国家中崩溃。苏联分裂为15个国家，南斯拉夫分裂为6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2个国家，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合并为一个国家，这些国家与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纷纷开始了从共产主义制度到“西方民主”制度的转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这些国家的转型路径各不相同，转型的结果也千差万别。
（一）苏东政治转型中的历史遗产视角
西方学者对原苏东国家的民主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有三个视角：其一是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政治精英的行为和权力格局上。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与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人通过精英行为与策略选择来讨论由共产主义到民主的过渡；史蒂文·菲什（M．Steven Fish）、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菲利普·罗德尔（Philip G.Roeder）等学者则关注转型国家在后共产主义时期所形成的权力格局，认为政治团体的权力平衡与非极化有利于民主化。其二是强调制度选择对转型的影响。如约翰·石山（John Ishiyama）和马修·维尔滕（Mathew Velten）认为总统制与议会制对转型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其三则强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扩散对原苏东国家的影响，杰弗里·克普斯坦（Jeffrey Kopstein）和戴维·赖利（David Reilly）认为，各国因地理分布上的差异会受到不同的国际影响，在地理分布上越靠近西欧民主国家，则越会促进该国的民主化进程，马库斯·库尔茨（Mar-cus J．Kurtz）和安德鲁·巴恩斯（Andrew Barnes）则认为原苏东国家加入欧盟的动机会促使该国接受欧盟的要求而推进民主转型。
除以上三种主流研究视角外，还有一些学者更强调历史遗产对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的影响。历史遗产指的是这些国家在转型之前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地理上的遗产。在上面提及的三个主要研究视角中，即使承认某种遗产会对转型造成影响，也只是将其视为控制变量，并不作为主要的理论假设。而在强调历史遗产的研究中，历史遗产构成了理解原苏东国家转型过程和结果的起点。其基本假定是：起始点的不同会影响转型的路径与结果。
肯·乔伊特（Ken Jowitt）是较早研究历史遗产对民主转型作用的学者，他认为，列宁主义的遗产将型塑民主转型的路径，在共产主义时期所形成的政治形态和社会经济状况会对转型道路产生重大影响。除了共产主义时期的遗产外，也有学者关注其他的历史遗产，比如安德鲁·雅诺什（Andrew C．Janos）认为，前共产主义时期的历史遗产（比如文化和民族遗产）也具有持续并显著的作用。在初期的历史遗产研究中，学者们大都只是关注特定政治遗产的影响，比如政党政治的发展情况、首次大选的结果等遗产对转型的作用。这些研究还未对各种历史遗产和民主转型的关系进行整体性的考察。
（二）历史遗产研究中的回归分析及其问题
经过多年的发展，学者们已经从强调特定历史遗产的影响扩展到分析与比较多个历史遗产因素的作用，并开始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对各种历史遗产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定量分析中，可以进行多个遗产变量的回归，并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能更准确地检测某一遗产对转型的作用和比较不同遗产作用的差异。谢尔·霍罗威茨（Shale Horowitz）区分了四类历史遗产：经济结构、文化、战争、总统的权力和政党制度，通过回归分析得出文化和从事农业人口比例等遗产对转型有显著的影响。玛莎·德梅洛（Martha De Melo）则更为重视经济的初始条件对于原苏东国家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影响，他将初始条件细分为转型时的工业化程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城市化等多个指标，检测其对转型的作用。伊万·柯察诺夫斯基（Ivan Katchanovski）探讨了市民社会的类型、经济伦理、社会资本、宗教、历史等文化因素对转型后经济绩效的影响，并具体区分了不同历史遗产所起到的正面或负面作用。吉兹格尔兹·埃克特（Grzegorz Ekiert）比较共产主义制度与不同历史遗产相互作用下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区分了共产主义的制度遗产在中欧和东欧国家转型中的不同作用。通过这些回归分析，学者们基本确立了原苏东国家的转型受不同历史遗产显著影响的理论命题。其主要结论是：虽然历史遗产可能并不是民主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也没有哪个遗产或遗产组合是民主转型的充要条件，但历史遗产中所包含的政治制度、文化、社会经济等状况会促进或阻碍一国的民主转型。伊莱切斯2007年的研究是对各种历史遗产的总结性考察，他将现有文献中所出现的历史遗产统一纳入多元回归模型，以检测各个遗产对民主转型的不同作用。这些历史遗产分为5个类别，分别是地理、文化与宗教、经济、社会条件与现代化程度、政治制度，并将历史遗产操作化为17个变量：与欧盟接壤、到西欧的距离是地理类别变量；基督教（信仰者是否为多数）、伊斯兰教（信仰者是否为多数）和帝国经历是文化与宗教变量；每一单位GDP的能源耗费、自然资源状况、对非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出口量和1989年经济改革指数是经济类别变量；1989年人均GDP、1989年城市化程度和1989年教育程度是社会条件与现代化程度变量；独立国家经历、二战前成为苏联加盟成员国、民主制度经历、共产主义时期的官僚制度和少数民族的比例是政治制度变量。伊莱切斯将上述17个变量放入回归模型，得出了影响最为显著的7个历史遗产变量：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宗教变量），1989年城市化程度（社会条件与现代化程度变量），独立国家经历、二战前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少数民族的比例（政治制度变量），每一单位GDP的能源耗费（经济类别变量）。各历史遗产变量的具体作用为：基督教(信徒是否是多数)与民主转型正相关，伊斯兰教（信徒是否是多数）负相关，少数民族的比例负相关，民族国家经历正相关，1989年城市化程度正相关，每一单位GDP的能源耗费负相关，二战前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负相关。
伊莱切斯还将历史遗产与解释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的四类主要观点纳入面板数据模型以比较其解释力差异。这四种观点分别是：总统制不利于民主转型；民主派的力量大于威权派，会促进民主转型；原苏东国家加入欧盟的动机会促进民主转型；原苏东国家越靠近西欧越促进民主转型。模型结果表明，这四种解释中只有总统制和加入欧盟的动机对民主转型具有显著作用，其他两种解释的作用不显著，而历史遗产变量的作用总是显著的，并且它对方程残差的解释力要远大于这四种解释，即相比于这四类观点，历史遗产对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虽然伊莱切斯的分析得出了有趣的结论，但他所采用的回归分析方法可能使其结论存在一些缺陷：第一，某些历史遗产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强烈的共线性，这会造成对自变量作用的错误估计，例如，某个历史遗产可能对转型的作用很小，但它包含于民主转型效果较好的国家中，当其他国家不具备该遗产变量时，回归分析就可能会得出该遗产对民主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第二，回归分析测量的是各个变量对于某一累积性结果的平均和线性作用，它并不说明产生某一特定结果的特定原因。也就是说，回归分析只能得出各个历史遗产因素对民主转型的平均作用，但却无法指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民主转型中的不同结果。换言之，在原苏东国家的转型中，有些国家形成了稳固的民主制度，而另一些国家却建立了威权或半威权的制度，回归分析却无法说明产生这些结果的充分的“素组合（configuration of variables）”和必要的“因素组合”。第三，回归分析通常是估计单个变量对结果的影响。但是，影响结果的历史遗产往往是不同的组合，而非单个历史遗产变量，回归分析难以捕捉多个变量的相互作用对结果的影响。原苏东国家的历史各不相同，不同的历史遗产组合可能对各国的转型作用不同。这是因为任一历史遗产因素总是与其他历史遗产因素共同构成一国转型的起点，而如果忽略不同历史遗产组合，则可能形成对单个历史遗产因素的片面理解。
与以自变量及其影响为导向的回归分析不同，定性比较分析（QCA）是以案例和导致结果的原因为导向，它主要寻找某一结果产生的原因，即某一结果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和多种条件组合。QCA由查尔斯·拉金（Charles C．Ragin）在1987年提出，他将布尔代数和集合理论结合起来，发展出二分变量的QCA技术。之后，拉金又在2000年提出了模糊集（fuzzy-sets QCA，fsQCA）技术。此后，QCA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
回归分析在大样本（large-N samples）和对变量平均作用的研究中具有其他分析方法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在中小规模样本（moderately large-N samples）的分析中，QCA可能具有一些优势：首先，QCA关注于产生某一结果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不易受到自相关与多重共线性的负面影响。其次，在中小规模样本的分析中，QCA能够对结果的原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它强调导致结果可以有多个因素组合，进而可以理清导致这一结果的多种方式和渠道，并且，QCA还可用于多重原因的不同组合分析，当某一结果是由多种原因的不同组合所导致，QCA可以测量不同原因组合对结果的净影响。
在原苏东国家的转型中，包含的样本数为26个，并非是大样本。同时，历史遗产间可能存在共线性。而且，历史遗产变量在各个国家中也体现为不同的组合形式，例如，在匈牙利，其历史遗产组合为西方基督教和独立国家经历，在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国，遗产的组合是伊斯兰教和二战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因此，在历史遗产对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作用的问题上，相较于回归分析，定性比较分析或许是更适合的分析方法。本文将定性比较分析引入到对历史遗产与转型的因果关系研究中，并采用模糊集与多值集（multiple-val-ue QCA，mvQCA）分析技术更细致地讨论这些历史遗产因素和不同历史遗产组合对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的作用。
三、变量设定与数据处理
对26个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案例的测量分为条件和结果。转型结果可界定为是否建立了稳固的民主制度，我们采用“政体指数（Polity IV index）”来度量每个案例的转型结果。这一指数通过政治参与的竞争性和规律性、政府职位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以及对政府首脑的限制等5个维度逐年给各个国家赋予一个分值来表示其政治制度的状况，分值为－10分到10分，越靠近10分表明民主程度越高，越靠近－10分则表明民主程度越低。由于在共产主义制度崩溃后的转型初期，多个国家均经过了一段时间才完成制度选择，在这一时期，政体指数的波动较大，并不适合用来度量转型结果，例如，白俄罗斯在1991年到1994年得分均为7分，而在1996年得分降至－7分，从1997年到2010年都维持在－7分；又如，克罗地亚从1991年到1998年得分在－3分至－5分间徘徊，而从2000年到2010年得分为8分或9分。鉴于转型初期政体得分通常有一定的起伏波动，本文用2001年到2010年的分数作为对转型结果的度量，其值为这10年间政体得分的平均值。而学界通常以6分作为民主制度的标准，我们也采用这一标准对结果变量进行赋值，等于或高于6分赋值为1，即建立了稳固的民主制度；小于6分则赋值为0，即未建立起稳固的民主制度。
伊莱切斯对历史遗产的研究为条件变量的确定提供了基础，根据其对历史遗产的分类和回归分析中影响显著的变量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原苏东国家的历史经历，本文将历史遗产的条件变量界定为：主要信奉的宗教、独立国家的经历、民主制度的经历、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时间、转型前的经济状况和1990年是否与欧盟国家接壤，总共考察1个结果变量和10个条件变量。这些变量均是赋值为0或1的二分变量，且10个条件变量中的8个是可以确定给出赋值的类别变量，这些变量的赋值标准参见表1。特别要提到的是，转型前的经济状况用转型开始那一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每公升石油的国内生产总值产出来表示，这两个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的WDI指数。前者可以说明转型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或者说是现代化程度），后者则用来表明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每公升石油的产出越高表明扭曲程度越低，反之，扭曲程度越高。这两个变量都是连续变量。在这里，我们用比较简洁的办法把它们变成二分（或者多值）变量。26个国家的人均GDP的均值为2180美元（当前值，current U．S．dollar），笔者以此为分界点，高于该值的赋值为1，表示转型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低于该值则赋值为0，表示转型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类似地，26个国家的每公升石油产出的均值为2国际元（当前值，current international dollar），高于2国际元的赋值为1，表示转型前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较低；低于2国际元的则赋值为0，表示转型前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较高。
四、模糊集的分析结果与多值集的检测
（一）必要条件分析
模糊集的分析遵循一定的步骤。首先，是对各个条件变量是否是结果的必要条件进行检测。其次，测量多个条件所构成的条件组合对结果的覆盖率，以此表示条件组合对结果的解释力大小。这两项检测均采用拉金等人所研发出的fsqca软件来进行运算。表2列出了必要条件的分析结果。
在表2中，所采用的条件变量均被整理为二分变量，并将“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变量名前加上了“非”表示该条件变量取值为0，未加上“非”则表示取值为1。吻合度指标类似于回归分析中系数的显著程度，即p值，是指该条件变量与结果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即某一个结果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某一个变量存在。吻合度达到0．9是条件变量形成结果的必要条件的标准。在10个条件变量中，达到必要条件的是非伊斯兰国家，其吻合度为1，即在结果变量中，政体指数平均得分在6分及以上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是伊斯兰国家，而所有的6个伊斯兰国家——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塞拜疆均未建立起稳固的民主制度。这表明伊斯兰教对民主转型具有负面作用，同时，该结果也印证了伊莱切斯的结论，在回归分析中，伊斯兰教与民主转型显著负相关。其他学者的研究也指出了伊斯兰教对民主化的负面影响，埃伦·拉斯特（Ellen Lust）认为，当权者可以利用支持民主化的反对派对伊斯兰教运动的恐惧来实现对民主化的阻止，因为对支持民主化的反对派而言，保持当前的政治体制会好过由伊斯兰教统治。
非二战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吻合度为0.82，接近了必要条件的标准，在26个案例中，所有二战前未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家——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克罗地亚、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文尼亚、蒙古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建立了民主制度。相比之下，在12个二战前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案例中，仅有格鲁吉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三个案例是政体指数在6分或以上的国家，这一条件变量能够覆盖82%的案例。
为检测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结果变量的取值进行了修改，提高民主制度的标准，将8分及以上设为形成了稳固的民主制度，赋值为1，8分以下则为0。表3是稳健性检测的结果，非伊斯兰国家的吻合度仍为1，而非二战前加盟共和国的吻合度上升到0.93，达到了必要条件的标准，在26个国家中，只有摩尔多瓦一个案例是二战前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却实现了民主巩固的国家。相比之下，在二战期间才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三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政体得分均为8分或以上。可见，受苏联控制的时间越长越不利于民主转型。上述两个检测表明，伊斯兰教和二战前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这两个条件变量对于民主转型具有稳定且重要的影响。非伊斯兰国家不受结果变量标准提高的影响，而非二战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吻合度会随标准提高而增加，即要达到更高的民主水平，这一条件变量会越发重要。换言之，原苏东国家要想建立民主制度并实现民主巩固，就一定不能是伊斯兰国家，并且最好不要在二战前就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因为在26个案例中，仅有三个二战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成为了民主国家，且只有一个国家达到了较高的民主水平。
除伊斯兰教和二战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这两个条件变量外，其他8个在回归分析中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均不接近必要条件的标准，因而需要分析它们的组合对民主转型的影响。
（二）条件组合分析
条件组合分析是指在单个条件变量不构成必要条件的情况下，测量条件变量的不同组合方式对结果的影响。在必要条件检测中，非伊斯兰国家是必要条件，非二战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接近于必要条件，并且在以更高标准来设定结果变量的稳健性检测中达到了必要条件的标准，因而，这两个变量不再纳入条件组合分析。又因所有的6个伊斯兰国家均未建立稳固的民主制度，对它们来讲，伊斯兰教就形成了无法成为民主国家的充分必要条件，所以，这6个案例也不需要进行条件组合分析。因此，条件组合分析的样本是除此之外的其余20个国家。表4给出了条件组合的分析结果。
表4中，“*”是条件变量的连接符号，表示所连接的条件变量一起形成一个条件组合，净的覆盖率是指某一组合剔除与其他组合相重合的部分，而得到的该组合净的覆盖率，这一指标用来度量组合对结果的重要程度和解释能力。所有组合的覆盖率是所列出的条件组合对结果总的覆盖率。fsqca软件给出了5个条件变量所构成的最优条件组合形式，这些组合形式具有对结果最强的解释能力，总的覆盖率达到0.82。条件组合共有5组，也就是说，对于除伊斯兰国家之外的20个原苏东国家，通往民主共有5种途径：（1）独立国家经历和非苏联加盟共和国；（2）较低的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非苏联加盟共和国；（3）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制度经历和非苏联加盟共和国；（4）较低的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独立国家经历；（5）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独立国家经历和民主制度经历。其中，第一个组合的净覆盖率是0.29，为5个组合中对结果影响最大的条件组合。
事实上，剩下的4个组合都是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有“独立国家经历*非苏联加盟共和国”这样一个充分因素组合的变种，即，一个国家若不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但却没有独立国家的经历，那么这个国家还可以有两个弥补的办法：较低资源扭曲*较高经济水平或较高经济水平*民主经历。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有独立国家经历却又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那么同样有两个弥补的办法：较低资源扭曲*较高经济水平或较高经济水平*民主经历。
将上面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和表4的条件组合，前面的结果可以简化成为如下的逻辑等式：
民主巩固=（非伊斯兰国家）*（二战前不是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国家经历*非苏联加盟共和国）+（非伊斯兰国家）*（二战前不是苏联加盟共和国）*非苏联加盟共和国（较低资源扭曲*较高经济水平+较高经济水平*民主经历）+（非伊斯兰国家）*（二战前不是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国家经历（较低资源扭曲*较高经济水平+较高经济水平*民主经历）。
在这里，“+”代表“或者”，而“*”代表“并且”。
这一结果表明，除了“非伊斯兰国家”以及“二战前不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之外，独立国家经历、非苏联加盟共和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对民主巩固的结果贡献最大的三个变量。这样的结果很容易理解。独立国家经历和非苏联加盟共和国会使这些国家更快速有效地完成国家建设，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和提高政府机构的效率，并且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保持较高的国家能力。在新兴的独立国家中，如果遭遇到国家建设和民主转型的双重任务，则可能对民主转型造成负面影响，因为国家建设要求行政权力的集中，而民主转型则强调权力的分享，并且，民主转型也需要国家有能力维持基本的政治秩序，激烈的社会冲突会导致民主化的夭折和威权政体的复归。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则有助于民主巩固，这一结果与西摩·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观点相符。此外，较低的资源扭曲度和民主经历也对民主巩固的结果有积极的贡献。
表5是对表4的条件组合分析的稳健性检测。处理方式同样是提高民主制度的标准：只有政体指数的平均分达到了8分或以上才被认为是民主国家。在稳健性检测中，最高覆盖率的条件组合与此前的结果一致，而且总的覆盖率上升到了0.93，独立国家经历和非苏联加盟共和国这一条件组合仍旧是覆盖率最高的组合，其净覆盖率达到了0.33。检测结果表明，这5个条件组合对于民主转型的影响是稳健的。
在结果中可以发现，1990年是否与欧盟国家接壤、宗教变量（基督教和东正教）并未出现在这些组合中。这说明，相比于独立国家经历、苏联加盟共和国和经济水平等遗产变量，欧盟的吸引力以及宗教的影响并没有那么重要，虽然基督教在回归分析中与民主转型显著正相关。这恰好表明，这一宗教变量可能受到了自变量的共线性影响。在基督教国家中，仅有亚美尼亚的政体得分低于8分，但它在二战前就成为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也不具备独立国家经历，而其余的国家（包括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得分都在8分或以上，它们都不是二战前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要么具有独立国家的经历（比如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要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如捷克、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因此，基督教的显著正相关影响可能是由这些能够促进民主转型的变量与基教的共线性所造成。
另外，非伊斯兰教成为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但所有六个伊斯兰国家都是二战前就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也均不具有独立国家经历，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而，伊斯兰教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可能是二战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缺乏独立国家经历和经济水平较低等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作用在回归分析中存在被高估的可能。
在此，笔者要提及杰茜卡·福廷（Jessica Fortin）的研究。福廷讨论国家能力与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的关系，QCA的结果表明了较高的国家能力是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在回归分析中，国家能力与民主巩固显著正相关。但福廷并未进一步讨论国家能力差异的原因。而实际上，历史遗产可能是影响国家能力的重要因素，在她所区分出的12个能力较高并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有9个国家（包括保加利亚、捷克、克罗地亚、匈牙利、蒙古国、波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未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受苏联的控制相对较少，其政府机构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而曾是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它们也都具有独立国家的经历。如果以政体得分在8分及以上作为民主制度的标准（因福廷用自由之家指数和政体指数的加总来度量民主制度，本文则采用政体指数标准），在福廷所界定的国家能力较低的国家中，未实现民主巩固的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全部都曾是苏联加盟共和国，并且除俄罗斯外，其他国家都没有独立国家经历。本文的讨论表明，福廷看似复杂的“国家能力”数据集对于解释原苏东国家的民主巩固与否，事实上没有太多意义。其结果捕捉到的是浅层次原因，而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而我们的讨论表明，她的结果几乎完全是由历史遗产因素决定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历史遗产会对国家能力带来负面影响，独立国家经历则会有助于国家能力的提高。
总体来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历史遗产是影响民主转型的重要因素。非二战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更高标准的稳健性检测中是必要条件，独立国家经历、非苏联加盟共和国和较高经济发展水平是条件组合分析中最重要的条件变量，而宗教、地理等方面的遗产则不那么重要。虽然非伊斯兰教是必要条件，但这一结果可能是在二战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缺乏独立国家经历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基督教、东正教和是否与欧盟国家接壤这些条件变量并未出现在五个最高覆盖率的条件组合中。
（三）多值集分析的检测
fsQCA是通过选取吻合度和覆盖率中数值最大的变量和组合来得出条件组合，但某一条件组合有可能会产生相互矛盾的结果，fsQCA难以找出解释上存在矛盾的案例。多值集分析方法（mvQCA）是QCA方法的一个变种。mvQCA对条件变量以多重赋值的方式进行分析，它的分析结果比模糊集更为繁杂，并且无法自动给出条件组合的结果。不过，mvQCA的分析会列出条件变量、结果变量和案例的比对情况，指出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相互矛盾的案例，而且可以直观地展示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检测模糊集分析的结果。
表6是mvQCA的分析结果，V1－V5是上面的fsQCA结果中的5个条件变量，V1是苏联加盟共和国、V2是民主经历、V3是独立国家经历、V4是经济发展水平、V5是资源配置扭曲程度。因多值集可以对条件变量进行更细致的划分，本文将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这两个连续变量分为3个数值，经济发展水平上，0－2000赋值为0；2000－4000为1；4000以上为2。资源配置扭曲程度上，0－2赋值为0；2－4为1；4以上为2。结果变量则采用更严格的8分及以上的标准为1，8分以下为0。表6列出了每一个案例相对应的条件变量和结果，而结果中的“C”值表示该组案例在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取值上存在矛盾。这组案例中的4个国家的条件变量分别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没有民主经历、没有独立国家经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较高，在结果变量上，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没有实现民主巩固，这与模糊集分析的结果一致，因为这3个国家并不符合5种通向民主的条件组合，但是具备相同条件变量的摩尔多瓦却建立了稳固的民主制度。
将mvQCA和fsQCA的分析结果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首先，mvQCA和fsQCA都无法解释全部的案例，条件组合最多只能解释20个国家中82%－93%的结果。其次，摩尔多瓦与其他三个国家在解释上存在矛盾，这说明，历史遗产因素难以对摩尔多瓦的民主巩固进行有效解释，因为具备大致相同历史遗产的其他三个国家未能实现民主巩固，但摩尔多瓦却做到了。这说明，在历史遗产之外，可能有别的因素影响其民主制度的建立，这需要进一步对该案例进行深入考察，以发现新的解释变量。矛盾案例的存在表明了历史遗产对民主转型的解释限制，但也蕴涵着发现解释民主巩固的新因素的可能（比如制度设计因素）。同时也表明，摩尔多瓦的经验可能特别值得研究。
五、结论
伊莱切斯的研究表明了在对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的解释中，历史遗产相对于转型后不同力量的权力平衡、制度设计、地理因素、欧盟的影响等理论命题更具有解释力。伊莱切斯不仅梳理和检测了此前曾采用过的历史遗产因素，并通过回归分析甄别出影响最为显著的遗产变量。但由于回归分析无法解决自变量的共线性问题，且难以说明历史遗产的因素组合对民主转型的作用，其分析结果只能得出单个历史遗产因素的平均作用，并存在着错估的危险。
本文在伊莱切斯研究的基础上，引入QCA的方法来进一步探讨历史遗产对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结果的影响。在模糊集分析的结果中，非伊斯兰教是民主制度建立的必要条件，非二战前的苏联加盟共和国接近必要条件的标准。条件组合分析得出了除伊斯兰国家之外的其余20个国家通往民主的5条路径。而且，独立国家经历和非苏联加盟共和国这一路径是覆盖率最高的条件组合。独立国家经历、非苏联加盟共和国和较高经济发展水平是条件组合中最重要的三个条件变量。这一结论挑战了伊莱切斯的回归分析结果，基督教这一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的变量并未出现在5个条件组合中，相比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历史遗产，它并不那么重要，其显著性有可能是由变量间的自相关所引起。此外，本文的分析也支持了伊莱切斯的另一个结论：1990年是否与欧盟国家接壤对民主巩固也没有贡献。最后，非伊斯兰教在回归分析中显著负相关，也是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但所有的伊斯兰国家不仅是二战前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也都较低，且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较高，伊斯兰教的作用可能被高估。
通过QCA对历史遗产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方法的一些优点：首先，QCA对于样本规模的要求不高，在15－80个样本规模上都可以运用，特别是对包含较多二分、定类、定序变量的样本集，它具有更大的优势。其次，QCA的必要条件和条件组合的分析轮次可以让研究者对总样本进行多次细分，形成不同的子样本集，从而得出更为精细和有趣的结论。比如，在确定伊斯兰国家均不能建立民主制度后，本文在后续的分析中去掉了这些国家，得出了回归分析无法做到的通向民主的5种条件组合形式。而将两个子样本集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遗产相比于宗教遗产可能更为重要。
从根本上说，QCA能够给出因素组合对结果的影响作用，而回归是基于自变量间的相互独立（independence of variable）的理念，无法做到这一点。条件组合分析不仅能够分析因素组合的影响作用，并且有助于研究者发现变量与结果间的机制，为下一步更为深入的研究提供方向。例如，本文采用条件组合分析得出了导致民主巩固的多种路径，这就使得我们在寻找民主巩固背后的机制时更加有的放矢。通过多值集分析，我们还发现了摩尔多瓦这一条件组合无法解释的例外，对这一案例的详细考察就会更加“有趣”，并有发现新理论的可能。
当然，QCA也有一些缺点。比如，QCA无法处理时间序列数据和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因校准所带来的问题，QCA在面对连续变量时也谈不上有什么优势。QCA通常是用校准将连续变量转化为二分或定类变量，这种做法包含太多的主观和武断的因素。笔者认为，在研究中应该尽量避免校准，而如果不得不通过校准来处理大量的连续变量，就必须进行多轮次的改变校准尺度的稳健性检测。总体说来，QCA对于处理一些能够相对确定地被类别、定序来进行编码的数据和事件可能更加有效。综合来看，QCA和回归分析各有其优劣，具体选择何种分析工具，取决于研究者所面对的样本规模、变量类型以及研究目的。
最后，笔者想再次强调，QCA以及回归分析都只能给出条件变量和结果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并不是完整的因果解释。这是因为因果解释既需要包含条件变量，又需要有机制（mechanism）。因此，QCA和回归通常都不应该是分析的最后一步。理想的状态是在QCA和回归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因素和机制，以构建更加完善的因果解释。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荐稿：邱晨峰
〇 排版：张鹭
〇 审校：胡文江 大兰